DeepSeek为何诞生于小公司而非大厂顶尖机构?

DeepSeek的横空出世,或许预示着人工智能领域正迎来一个堪比爱迪生电灯时刻的里程碑。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,为发电机和电动机奠定了理论基础,但直到半个世纪后爱迪生发明耐用且廉价的电灯并建立珍珠街电站,人类才真正迈入电气化时代。DeepSeek的独特技术方案,可能意味着人工智能即将全面渗透千家万户,深刻变革各行各业。那么,为什么DeepSeek没有诞生于手握数百亿研发资金的互联网巨头或”AI六小虎”,也没有诞生于承担海量国家级人工智能课题的大学和研究院,反而诞生于规模不大、此前鲜为人知的深度求索这家小公司?尽管前者的资源优势远超后者,但答案或许隐藏在现代科技体制的组织结构之中。

互联网巨头与传统科研机构虽然性质定位迥异,却共享着马克思·韦伯笔下的”科层制”组织特征。这类组织具有两大鲜明特点:一是组织模式上明确划分权威层级与专业分工;二是工作流程上建立标准化规则与绩效考核机制。正是这两大特点,使科层制能够高效整合成千上万人才,实现特定目标。从古代水利工程到现代高铁5G,从载人航天到人类基因组计划,科层制组织始终展现出强大的执行力与价值。在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如此:尽管大语言模型最初并非诞生于中国,但在科层制驱动下,中国机构在大模型开发上取得惊人成就。通义千问、豆包、Kimi、智谱清言等中国大模型频繁出现在全球榜单上,但需要指出的是,科层制发挥威力必须满足两个前提:目标清晰且实现路径明确——换言之,项目需具备”工程化”特征。只有当目标与路径确定时,科层制才能将任务层层分解细化,最终落实到每个组织成员的绩效考核中。

然而值得注意的是,科层制组织完全不适合创造从0到1的源头创新。因为源头创新本质上无法预设目标,更无从规划路径。人类基因组计划固然可以层层拆解,但这一切建立在Watson和Crick1953年揭示基因分子本质的基础之上;国产大模型虽层出不穷,却离不开卷积神经网络、Transformer和Llama等前期铺垫。更有甚者,科层制不仅无法主动孕育源头创新,反而会(有意无意地)扼杀后者。源头创新本质上具有不可预测性、随机性,甚至看似”不务正业”。它需要天马行空的探索,对事物本源的执着追求,以及个性与灵感的迸发。科层制的层级制度、严格分工和绩效考核,越完善反而越扼杀源头创新——后者会被组织视为无效、浪费和破坏性活动。ChatGPT成功后,OpenAI在《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》一书中指出,其创新成果都源于意外、热情、大胆设想与勇于试错。科层制组织如同现代工业,在目标明确、路径清晰的工程化项目中无往不利;而孕育源头创新却需要传统农业的视角——播下种子后只能浇水施肥,耐心等待。

DeepSeek为何诞生于小公司而非大厂顶尖机构?

回到中国科研体制的讨论,尽管现代科研常提及”兴趣导向””自由探索”,但全球科研活动本质上都在科层制框架下进行。这本身不奇怪:一方面,科研经费主要来自纳税人,严格的组织模式与流程是应对监管的必要手段;另一方面,长期团队攻关需要明确的分工与绩效管理。真正的问题在于,在这种严密组织模式下,我们是否为源头创新保留了足够弹性空间?谷歌20%时间政策与贝尔实验室的自由探索文化都证明,适当空间能孕育重大创新。但熟悉国内科研体制的人会发现,这种空间即便存在也极其逼仄零散。科研人员被复杂的层级与分工体系束缚:院士们掌握巨额资源却脱离一线研究;年轻科研人员则被困在漫长晋升链条中,更关注头衔获取而非科学问题。工作流程同样被切割成碎片:经费报销、课题申报、年度总结、论文影响因子、教学课时…科研时间精力大量消耗在满足量化考核指标上。美国也存在类似问题:Katalin Kariko长期缺乏经费支持,Keytruda曾被大公司冷落。但必须承认,即便限制重重,中国仍持续诞生原始创新成果。

更值得追问的是,科研制度能否进一步松绑,让资源更高效地孕育源头创新?科研共同体内部的复杂层级是否真的无法避免?每年项目申报季,大量资源消耗在”圈子文化”上。取消帽子与晋升阶梯,是否就无法评估科研工作?当然不是!同行评价才是最本质的:DeepSeek获得OpenAICEO公开认可,微软与亚马逊迅速开放模型入口,都是同行反馈的直接体现。那么,基金评审机构若不给头衔,优秀成果就会埋没吗?再比如,当目标和路径明确时,有组织的科研确实能体现效率优势——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明证。但面对癌症、衰老、人脑工作原理等目标模糊、路径不明的重要问题,我们是否该放下对效率规模的执念,让充满热情的科学家们遵循灵感进行高风险探索?

总结而言:科层制只适合工程化项目,不适合源头创新;DeepSeek这类创新难以诞生于科层制组织;源头创新本质无法定点制造,但可通过广泛支持方式孵育;现代科研制度虽走向科层制难以避免,关键在于是否保留源头创新空间;中国科研管理制度需强力扭转——在需要源头创新的领域,大面积取消帽子,减少量化考核指标,缩小有组织科研覆盖范围,可能是必要之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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